作为高校的经济学教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其实是金融市场。但因为目睹家乡城镇化进程和这一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撰写和发表了一些城镇化方面的文章。
我出生在丰饶肥沃的鄱阳湖平原的一个小村庄，中学先后就读于千年古镇——吴城镇和县城。1998年的大洪水过后，在政府“退田还湖”的政策下，村民们都搬到了小镇上，许多村庄整体消失了。小镇上的许多原住民则迁移到了县城，而县城的一些原住民则向其它的中等城市转移。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城镇化过程的一个缩影。由于家乡离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上海并不远，我几乎每年都会回家探亲，对这一动态性进程感同身受。
春节返乡人群的知识传播意义
当然，城镇化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不久后就逐渐萌芽了。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印象中，那时镇上和村里就有人在城里亲戚的介绍下去城里打工谋生，后来进城打工的人逐渐增多。这些打工的人在春节期间回到家乡，会得意洋洋、眉飞色舞地向家乡人描述城里如何发达，赚钱如何合算，自己如何见了世面，等等，使得更多的人有了外出打工的冲动。我家是1998年初从我出生的村庄搬到县城的，我每次春节期间回到县城，同样可以发现外出打工和在大中城市工作、创业的人会大量返回家乡过年，他们会详细地介绍在大中城市的各种见闻及工作、生活体会，譬如，怎样与人谈判，怎样融资，怎样管理，等等。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知识传播。于是，我写了“春节返乡的知识传播意义”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2010年2月4日。几天后，还被《新疆日报》、《贵阳日报》等转载。
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与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城既不大也不算很小，承上启下，比起大城市更加具有观察经济现象的清晰感，是观察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很容易看到，每年春节、清明节甚至国庆节期间，家乡县城的大街上都是车流如织，庞大的人群驱车返乡，形成了当地的消费高潮。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同学之间的聚会交流，或者是闲逛闲聊，都常常会发现，外出打工群体中有不少人喜欢回乡投资和购置房产，这常常使得原来的小县城比较迅速地进级为大县城甚至城市，譬如，我家乡的县城现在的地域规模起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3～4倍。有一次，我到家乡的旅游景点庐山西海的一家酒楼吃饭，同老板娘交谈了几句。得知她在广东的餐馆打了几年工，后来考虑到要照顾家乡的老人和小孩，加上对家乡很熟悉，所以就回到家乡投资经营了这个大酒楼。还有一次，我走进一家空调店，攀谈中得知店主原来是在上海帮人家打工修空调的，后来返乡在县城投资开了这家空调专卖店并兼营空调维修。前几年，我在上海的住处要修理一下阳台上的窗户，我走到当时离家不算太远的一长排铝合金门店询问。结果发现他们几乎全来自江西的安义县，这种打工的地域集聚有什么经济意义呢？记得他们还谈到，每年的重要节日回老家，都要在当地买很多东西走亲访友，要给直系亲属不少钱，因为在家乡父老乡亲前必须要面子。我后来根据诸如此类的所见所闻引发的思考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刘易斯拐点不是点
城市化或城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构件是刘易斯拐点，它表示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被城市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后，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在2020年前后，城市工业部门又一次出现了招工困难即所谓的“民工荒”，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了。但我根据对家乡剩余劳动力的观察及对其它地区劳动力状况的数据分析，认为在近些年城镇化过程中积淀在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原城镇居民还有不少一部分是处于工作上的游离状态，他们有外出打工的愿望又有外出打工的种种顾虑。一旦其它有关因素得以改善和优化，是完全可能将他们推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即使目前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的持续时间也是较长的。所以，便写了“刘易斯拐点不是点”一文（《解放日报》2011年2月24日）。
期待怎样的城镇化？
我读书时的中学地处一个千年古镇，镇上的大街小巷全用大麻石铺成，这些麻石在悠长岁月的演进中历经数不清的踩踏，已经润滑光洁。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秋天的阳光投射在雨后的麻石街上，蜿蜒的街道散发出具有动感的五颜六色的奇妙光泽，这时登上古亭俯看，街道就像是被舞动的色彩斑斓的绸带。镇上散落的众多会馆和其它古老建筑述说着当年的繁华和历史的厚重。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镇的管理者后来竟然将麻石铺成的大街小巷改建成了在成百上千个城镇都随处可见的水泥路面，原因据说是他们认为过去的麻石街道太土气。不少古建筑则因为“不适合”现代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也被破坏性改建。
有一年，母校邀请我参加中学的校庆活动。我发现我读书时的学校的建筑物甚至树木没有一处保留下来，连校门都改了。我原来的老师也都退休了。没有了任何熟悉的建筑物及其构成的那个特定环境的母校，很难勾起我的情感上的认同。推而广之，没有了沧桑感建筑物的城市凭什么显示自己的文化积淀和证明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但在城镇化过程中，街道挖了又填，填了再挖等行为确实可以增加GDP，润色政绩。针对类似的现象，我写了“城镇为何忙着变脸？”（《解放日报》2012年9月4日）。
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到底是什么？其实在这方面是存在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的。根据对可观察到的家乡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些得失引发的思考，我又写了“期待怎样的城镇化？”（《解放日报》2013年1月8日），提出城镇化的外在形态无疑是街道和建筑物承载的生活和工作区域的集中化，但其内在的实质应该是城镇文明甚至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嵌入和弥散。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某些城镇的居民与现代意义上的农民之间的界限的模糊化可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一个客观事实。相应地，我们也不必去强求城镇化的结果是千篇一律的铁道线旁或者高速公路边一簇簇水泥森林的崛起。未来的有些城镇作为湖光山色里的点缀、阡陌纵横间的音符、生态旅游中的驿站，那不也是城镇化的一种美妙呈现吗？总之，我们不应将城镇化的丰富的内涵局限于表面形态的建房铺路上，而是应该将认识升华到为城镇居民和剩余农业劳动力创造令他们舒适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该文后来也被一些报刊杂志和网站广为转载。
作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重要节点的县城，其经济风貌的变化反映了许多经济学原理，或者说，可以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进行概括和提炼。因此，我又写了“分工与市场的探戈”一文（《解放日报》2016年2月16日）。
这里要特别感谢《解放日报》，尤其是要感谢当年那几位朝气蓬勃、思想敏锐的年轻编辑。
县城教育资源配置影响了城镇化吗？
我的一个外甥原来跟着其上海开店的父母在上海读初中，因为考虑到他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中考，所以在初二结束前，便开始联系他转学回家乡的县城中学读初三。由于他父母在家乡县城买了商品房，他和他父母的户口都在县城，我原本以为这事不难解决的。但后来的转学事宜却异常艰难。几个中学都是一口拒绝，理由是每一个班级都满了，教室里几乎无法再增加哪怕是一张书桌了。我这时开始对县城的中学教育状况作了一些认真的调查。我发现，至少在县城这个层级上，教育资源尤其是中学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甚至有时是主要动因，县城教育资源配置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面貌。
县城以下的村镇居民和外出打工群体主要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在县城的中学接受较好的教育，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随之人口也流入县城并沉淀下来。我当时还走访了不少为小孩读书而租房或陪读的人群。县城共有4所中学，但其中1所中学只有高中部，2所中学既有初中部又有高中部，1所中学只有初中部。平均每所中学的每个初中生年级有15个班左右，每个班60多个学生。其中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县城的非原住民家庭和县城以下的村镇。高中的学生人数因为分流而相对少一些，但教育资源的压力依然是很大的。小学的数量稍微多一些，加上县城以下的村镇还有一些小学可以吸纳一小部分学生，所以小学教育资源的承压情况暂时似乎好一些。后来我的外甥虽然转学成功，但其间经历的曲折反映了县城教育资源的异常紧张，也折射了县城教育资源对于人口集聚和城镇化的强大拉动作用。
后来我还在来自内地的许多本科生、研究生中做过调查，它们普遍反映内地县城和中等城市的教育资源的紧张。记得有一次在参加我们学校提前批录取的高考生的面试中，一位来自四川某中等规模城市的考生谈到自己所在班级人数80左右，学校的每个年级有近30个班。
根据上述情况及其引发的思考，我撰写了论文“县城教育资源配置影响了城镇化吗？”，发表在《江淮论坛》2018年第1期。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等一起，属于公共产品。共享公共产品是城市化或城镇化的重要动因，过去只是理论上的认识，这次我有了非常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城镇化背景下的“镇里务农者”现象
后来，在家乡的县城和我中学时代生活过的吴城镇，我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部分人住在城镇，却主要或者专门在城镇附近的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在郊区或者种田，或者承包鱼塘、果园、山林等。甚至可以说，一些专门种田的人现在一年365天都住在县城或城镇。我将这些人称之为“镇里务农者”。“镇里务农者”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城镇化的特性有关，交通工具的改进和城乡之间道路条件的改善是这一群体产生的前提条件。
这些“镇里务农者”不仅包括迁入城镇的原来的农民，还包括城镇的原住民。有的人农忙季节务农，农闲季节便在城镇里工作，已经难以从职业上区分他们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实际上，即使在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季节性的“城里务农者”现象。譬如，大城市的水果店的店主在农忙季节会回老家去收割农作物，小区的保洁员在农忙季节可能会请假回老家务农等等。
我将相关的观察和思考写成了一篇论文“城镇化背景下‘镇里务农者’现象研究”，论文被《嘉兴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发表。论文提出过去那种市民住在城镇、农民住在农村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今后也许会某种程度上趋于模糊化。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要素的定价和代工问题——来自家乡的研究灵感
现代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企业契约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以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替代了产品市场的交易契约。企业的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两大类，如果说非人力资本要素的定价是一次性完成的话，人力资本要素的定价是否为一次性完成呢？如果不是一次性完成，那它的定价方式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在现代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中，我曾苦苦地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企业理论在相关问题的论述中是有空白或缺陷的。大概从2017年开始，我着手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但写了三千多字，似乎没法写下去了。
后来有一次过年时，我在家乡同几个分别在上海创业当老板和打工的人聚会聊天。其中当老板的人说，我根据合同约定好的工资水平发了工资给员工就完成了工资支付任务，我的利润再高也与你们普通员工无关了。而打工的一些人争论说，你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当初签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能赚多少钱，但后来你的利润很高，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约定的工资付钱就不合理了，这高利润的获取有我们普通员工在约定的工资以外作出的贡献。如果你作为老板赚了很多钱，却不在原来规定的工资以外给我们员工发适当的奖金，我们接下来的工作积极性肯定会受影响。争论双方还举了一些实际例子。虽然当时的争论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我却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上述的那篇断断续续写了几年的学术论文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写出了论文“人力资本要素的二次定价与企业剩余的分割”，发表在《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该论文虽然不是直接论述城镇化问题的，但是为城镇化进程中员工与企业主之间的收入分配从理论上提供了新型的思考逻辑。后来该论文获得上海市第九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2010-2011）二等奖（当时有一、二、三等奖的设置） ，该奖项现在更名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
家乡县城交通发达，高铁穿城而过，傍城蜿蜒的昌九高速公路将县城融入了庞大的高速公路网。到省会南昌只有40分钟左右的路程，离南昌国际机场也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路程，还有修河的水运。所以县城附近有不少福建、湖北、浙江和南昌等地的代工企业或产业链节点上的零部件供应商。我曾经在中学同学和朋友的陪同下参观了其中的一些企业，对代工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的贡献、生产状况、议价能力、利益分配等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当苹果公司及其代工、产业链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凭着对家乡代工企业的认识基础及其进一步的移植性思考，结合对苹果公司相关信息的分析，我写了“‘苹果’的果心在哪里”(《解放日报》2011年4月4日)。该文不仅被一些刊物转载，后来我还从网上得知（现在百度上还能检索到），它还曾被有的地方作为高考语文模拟试卷的阅读材料。
在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中，人们普遍认为，作者的作品常常受到其生活经历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这里的生活经历当然包括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也就是其家乡环境等对其作品常常存在影响。相似地，我发现自己的学术思考也常常烙上了家乡的印记，有着家乡情结。
作者丨叶德磊
来源丨今日头条
编辑丨肖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