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场美国三十多年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的税法改革引起了各方关注，不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全球税收体制和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形成冲击。《减税及就业法案》究竟会不会造成人才、资本、产业的大规模向美转移？会不会诱发全世界范围内的减税大战？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中国应该如何应对？12月1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美国减税政策对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影响”专题会议在我校召开，邀请数位智库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讨。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胡怡建教授，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张晖明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周效门研究员，华东师大经济学院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殷德生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赵晓菊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教授，华东师大经济学院吴信如教授、徐世腾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田志伟博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胡怡建教授首先从贸易、财政、货币以及产业四个方面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做了全方位的解读，指出税收改革只是其经济政策的一点，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此次税改的减税规模较大，在赤字居高而减税必行的情况下，美国要维持财政平衡的关键就在于要以维持3%以上的经济增长，尽管特朗普认为3%的经济增长将在其任期延续，但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此存疑。而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虽然美国税改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但会产生较强的资金竞争效应；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营商环境整体不佳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可能会随之形成较强的税改预期。田志伟博士介绍了GTAP模型和数据库在美国减税政策效应的测度的应用，在场学者一致认为该研究是具有较强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
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张晖明教授认为美国当前的一系列政策是基于其自身宏观经济结构及运行情况的政策取向，必然经过严谨的测算，要合理评价其政策效应，需要以更务实的视角分阶段去测算。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赵晓菊教授认为尽管美国税改政策必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中国在制定政策时还是应该基于中国国情，将其作为一篮子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应对之策。另外，在金融科技方面，上海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不具备优势，在未来还需要相应的政策扶持。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认为美国近期的缩表、减税和加息等一系列政策可能会引致人民币贬值，而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价值下降可能会形成货币危机隐患。美国的减税、加息和缩表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以及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都将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国际资本可能加速向美国回流，促使美元坚挺，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在人民币回流机制不畅的情形下，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上海要思考如何才能既保持合适的金融开放步伐，又要合理控制金融风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教授认为美国减税政策可能会加大中国资本外流，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形成较大压力，人民币汇率可能需要贬值2%至5%才能抵消美国减税政策的影响。此外，减税政策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更为有利，中国经济增长要进一步增强福利，改善营商环境，消除预期的不确定性。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吴信如教授认为中国不必过度担忧产业外移。其一，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流向美国的企业是否能够适应美国的产业环境仍旧存疑，理性的经济人会慎重选择。其二，美国的债务存量巨大，如果以2.5%的年均利息来计算，总量约20万亿的政府债务需要每年支付约5000亿的利息，其赤字压力很难消减。其三，加息、缩表会抬升利率，增加成本，当前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可能会存在反转的风险。
最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周效门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了上海解读特朗普政策的框架。当前，上海提出要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四个方面战略优势，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在特朗普大幅减税的背景下，上海要从四大品牌出发，做出应对。以上海服务为例，服务不仅仅是服务业，更重要的是营商环境和金融开放，上海要思考如何留住企业、留住人才、率先开放。
图文|张路一
编辑|陈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