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强大，气候变化和社会公正等环境、社会问题却成为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前两大关键挑战，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上升为更多利益攸关方战略性地加以重视的议题。从中国来看，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该议题的重视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只管金山银山，不管青山绿水”；“没有青山绿水，就没金山银山”；“青山绿水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前两个阶段，“青山绿水”要么被置之度外、要么只是手段，只有到第三个阶段，其本身才可能真正成为目的。“十三五”规划即将正式、系统开启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是更加尊重经济规律、生态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发展阶段，该阶段发展焦点将是塑造和维持一个活力和创造力迸发而且发展成果为成员公正分享、真正可持续的社会。
技术先进，设备精良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转型迫在眉睫
30多年来，国家经济总量、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个人财富与企业财富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例如，截至即将收官的“十二五”时期，中国研发投入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世界第一、实际使用外资全球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城镇化率超过50％、GDP稳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第三产业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大贸易国）。偏粗放型的快速经济增长模式在南方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继而又被各地“无师自通”、快马加鞭地加以竞争性/攀比性复制。这种模式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较优势为指导、经济效益为导向、高度（甚至过度）强调经济理性主义和个体短期快速物质积累。该模式下，相较于主体生产激励系统与金融财富积累等“快变量”“肆虐”般的进展，市场主体性（例如，内控毅力弱化、缺乏初心直面和坚守、过于受控于外部评价和认同）、主体修养（例如，物质丰裕和精神品质、幸福指数发展不协调、共同体和责任意识淡薄）和市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规制体系建设）等“慢变量”的发展则明显滞后。如此一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及内部三大动力之间）与环境承载力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方面不断累积起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压力（例如制造业内全国性、长期性的“三高一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转向中高速（高位下行而非低位下行）、价值链环节拟转向中高端，产业/企业（包括在华跨国企业）在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平衡方面的压力和困境却正加快到达（个别地区甚至已经达到）更加敏感的临界点。特别是企业层面的成本、资源、生态、社会压力大量积累、冲突燃点不断降低、职业压力大幅提升、心理健康越发堪忧，“铁血工厂”文化氛围之中、身心俱疲之下的员工离职、跳楼自杀、高管猝死屡屡发生，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国际社会认同和尊重亟待加强，这给中国企业的效率提升及其永续经营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亟待开发的战略性机遇。
尤其典型的是，“耕地换增长”型工业化、城市化挤压下，一些粮食传统“主产区”因为耕地荒芜、土质退化和地力衰减等原因竟然也面临非常严峻的缺口（粮食安全）压力。按照时任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何才文2015年9月20日的介绍，中国耕地土壤长期处于“两大两低”（退化面积大、污染面积大、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地力低）为典型特征的亚健康状况，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超过40％（例如东北黑土地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北方土壤盐碱化），到2015年，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耕地重金属点位超标率超过19％。
然而，即使在当今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立体压力重重之下，依然有不少企业仍然执迷于物欲的满足和纯粹盈利的追求。例如：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旺盛、国家/民族大义淡化、资本化及其逐利本性肆虐、义利并举“口惠而实不至”下商业伦理式微/竞争无序/山寨成风、触目惊心的欺诈哄骗、不负/推诿环境社会责任、下意识比较/攀比/炫耀横行、纷繁复杂的社会暴戾和焦虑等。在生产规模、城市规模快速膨胀、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营销平台不断高档化、产品价格趋于高企的光环背后，却在质量、安全、健康、环保、亲和性、效率性等方面依然萦绕挥之不去的阴影。另外，商家方面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用户方面狂热的消费主义相互激荡、相得益彰：商家穷尽一切手段激励用户过度消费、频繁消费、多多益善、越快越好，全然不顾更多花费、更多浪费对用户消费剩余及所处环境带来基本上不在商家考虑之列的不利影响。
企业急需变革获取、分配利润的传统逻辑
照王敏、黄滢在《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一期发表论文所称，长期来看，在未来强有力的环境政策驱使下，中国经济完全可能依靠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实现高增长、低污染的绿色增长。但是张艳磊、秦芳、吴昱在《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二期发表的论文却依然发现，尽管没有被征收排污费的中国环保工业企业获得更高销售增长率，短期内那些被征收较多排污费的工业企业却仍存在以污染换取更高销售增长率的现象。从国际上看，企业主导的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开展需要得到公正贸易的保驾护航。TPP、TTIP、RCEP为典型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正在重构，竞争者保护（公平竞争）、投资者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基本导向，各国/地区必须采取可持续发展理念、政策和实践去塑造面向未来、更加文明和体面的国际竞争软实力。
这些挑战实际上反映出，以用户为代表的利益攸关方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开始提出日益显性（explicit）的综合诉求，可持续性已成为利益攸关方追求更可持续的生活或生产方式时决策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相较而言，在中国，在政府主导、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这种诉求及其回应更多内隐在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制定的相关政策之中。例如，政府规制及企业制度政策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嵌型考量越是周全，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显性投入可能就越少。企业在公司制度和政策中对雇员社会福利的内嵌型考量越是周全，企业对雇员所在社区的显性投入可能就越少。如今，尤其是在市场化不断深化、制造和消费迅速变革的中国等新兴（转型）经济体，借由商业整体上变得更加互联化（企业日益互联互通、相互紧密依赖）、共享化、共（同）体化和透明化，企业不能寄望于采取“单边主义”做法，继续与利益攸关方进行排他性、独占性对抗以最大化个体的绩效（“胜者为王”、“赢家通吃”等思维下的“明星”选拔和分配机制），而是要采取“多边主义”做法，全景式、前瞻性地观察和思考更广泛的环境、社会变革以及与更新环境、社会诉求回应相匹配的商业秩序，并在其中探索能同时抵充负面环境社会影响或产生正面环境社会影响的绿色普惠商业发展模式（及路径）、参与构建和维持包容性特征显著的“钟形”选拔和分配机制（“胜者不欺”、“互利共赢”等思维）以真正有效掌控自己永续的命运和前途。
为回应这些综合诉求，企业亟须彻底反思和变革获取、分配利润的传统逻辑，参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民主进程，融合经济效率、社会和谐和环境保护三方面的理念推进可持续性转型并塑造更可持续的竞争力。这要求企业端正“群己”观、对于利益攸关方关系的管理要纳入利益攸关方参与决策的视角，获取和保持足以获取和维持利益攸关方尊重和忠诚的社会资本。营造这样的商业秩序显然也是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泰勒·考恩所称的中国亟须种植和采摘的属于更高水平、更难可见的“低垂的果实”。理论上讲，企业与各利益攸关方肯定存在共同利益，但企业与各利益攸关方的个体利益又经常不完全一致。从实践上看，企业讲与各利益攸关方发展共同利益常被认为太虚伪，企业与各利益攸关方在个体利益上的纷争则被视为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例如，在利益攸关方网络中可能存在权贵间的利益竞争弱于与民众间的利益竞争。与民众竞争利益的共同初衷是降低工人工资，并降低消费者、环境、社区的安全与福利水平来增加可供内部分配的利润。其结果是不断扩大或回到“镀金时代”（资本自由市场竞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平。尽管东方儒家共生论理念（注重个体权力共存）中的共同和个体利益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容，但在欧美个体主义、机械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注重个体权力消长）的文化语境下要让对方听懂听进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利益攸关方关系管理的实质不仅是某种沟通管理，更涉及摈弃“霸权”思维及其主导下的傲慢与偏见，了解和尊重彼此最为看重的价值观和目标、最为倚重的能力特长，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种关键利益攸关方的核心利益诉求，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很大程度上在价值观、愿景、利益方面形成共同体和营建社区感，在非常微妙的人自（人与自然）、人际互动中获取各方（从目标到手段）实质性/建设性的认同和支持，借以管理和维持住所处商业生态的健康状态，夯实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生态基础，确保最为显著的合法性，从而将三方面的利益攸关方诉求压力切实转化为战略性机遇和利益。
企业需要加强可持续性转型管理
要做到这些，面向21世纪的健康型企业需要加强可持续性转型管理（属于更为系统意义上的转型管理，例如低碳转型管理、绿色管理），确保所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所处的环境和社会都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面向前述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交融而致的挑战和机遇，更多开明的中国企业家及其企业管理层被寄望在理念塑造和策略规划中重视/回归企业存在的真正意义。那就是，真实、真诚地切实回应员工、客户等利益攸关方对美好的生活/生产方式的追求，并超越“在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之间进行此消彼长的取舍”，普遍性地开发、提供和应用更多亲社会、亲环境的技术、产品和模式，促进自身智力素质和伦理素养、经济盈利和社会责任更加协调地发展，也让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更具活力、更加健康。也就是说，企业要自主规制私欲以便更好地尽力与万人万物和谐共处：消费者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满足，产品或服务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提供，日益属于主流职员的知识员工（尤其是90后为代表、就职于知识服务业的新生代知识员工）的潜能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挖掘和发挥，环境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得到呵护，股东、竞争者、供应商、社区也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得到对待。这意味着，企业不仅要做得更与众不同、而且要常态化地成为执行多任务的能手。即，企业要能创新聚焦顾客需求、社区友好且又环保的产品/服务，从而在母国、东道国及全球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意义上都做得正确。其实，即使是那些惯于自恃“征服者”和“贡献者”心态的在华跨国企业，近年来也不得不反省经济技术实力方面的长期自信，并以近乎“受害者”的心态更加了解和重视中国市场经商规范/价值观的历史、现实和趋势。
其实，可持续性几乎是任何经济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的内在要求。可持续性转型是一个纵跨过去、现在和未来，横跨从局部地区、洲际到全星球，可深达企业战略管理、商业伦理、国际商务领域，学术界、实务界、政策界都很关注的热点话题。眼下，该话题地位的上升（热点地区已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将引导各界人士对工商企业运作的关注从问题导向（识别和解决负面性的问题）转向健康导向（识别和利用能够促进企业更可持续的正面性的机会/窗口）。尤其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能继续淡漠，相应的能力不能继续弱化，国家不能沉溺于IMF总裁拉加德有关“全球经济将进入‘新平庸’（New Mediocre）”的苦涩预言。产业/企业也需要在自己所在商业实践领域拒绝“平庸”、走出过往过于优厚的国内生存发展条件下养成的小生产者意识（只为自己、为家庭谋划、追求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习惯性拼价格的小贩思维、快钱暴利情结、社会冷漠、环境漠视及“惰性困境”，并继续就人类需求、经济发展优先性与社会、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做出更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理念、政策、实践及标准体系等层面促进企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而非更加对立，从而与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创造和分享长远的精神性价值。在产业/企业层面，处于现代经济社会中心地位的企业，尤其是财力强势，技术先进，设备精良，信息独占，经济、社会和环境足迹显著，影响广泛深远的大型/跨国企业，尤其需要自愿主动、真实且真诚地采取全新的理念和实践整合“紧急的形势、趋严的监管、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挑剔的需求、开明的企业家”几种基本因素，基于知识和道德水准而非仅仅占有物质性的生产资料与生产手段来寻求市场支配资格。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企业一体化地考虑社会合法性与财务盈利性，不太轻盈、却也从容，使得社会合法性（合规经营）的地位从边缘（化）提升到中心（化），企业借此才能做出惠及民生诉求（健康、安全、公正、尊严、幸福等）、真正有效的综合决策，在价值创造和实现活动的专业高效性、正直诚实性上均无可挑剔，从而完整实现可持续性转型和稳健发展、并真正体现企业“通过满足市场所反映的社会需要而获取合理利润”的普遍使命。
作者｜侯仕军（本校经济与管理学部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