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其中，降成本是任务之一。在诸多成本中，制度性交易成本常常被人提及。其所指的，是因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降成本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有人也提出疑问：降低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的成本，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空间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对供给和价格上涨的关系进行梳理。从经济理论上讲，某种商品的供给过少和供不应求会导致其价格上涨，但不能反过来说，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一定是其供给过少或者需求偏大造成的。在某些市场环境中，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譬如，我国蔬菜市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城区的蔬菜价格居高不下，但是仅1小时车程的郊区菜农种植的蔬菜却卖不出去，只得让其在地里烂掉作为肥料，菜农无奈只能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在这里，蔬菜的价格上涨是因为蔬菜供给过少造成的吗？显然不是。蔬菜的价格居高是因为繁杂的流通体制和过高的制度性交易费用造成的。如果将增加蔬菜种植面积作为降低蔬菜价格的药方，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
再来看房价。有的人认为，房价上涨的原因在于土地供给过少，只要增加土地供给，房价就会下跌。而土地供给过少的主要原因是18亿亩耕地红线的存在使得大量土地不能进入工业用地和城镇的生活用地。同时，在这些人看来，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今后的粮食亩产量必定会增加，也就是说，养活国人的耕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念似乎是落伍的。
然而，18亿亩耕地红线提出的背景是各地大搞招商引资，占用大量耕地竞相兴办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有的园区规模宏大，但经济产出却极低。有的园区在开园时的鞭炮响过之后，便使沉寂的水泥地成为展示土地浪费的标本。而农业可耕地一旦被投入其他用途，它就常常几乎是不可逆的。即使能勉强恢复，其恢复成本也会高得惊人，而且也不可能恢复到高产的优质良田。现在一些国家出于战略考虑，连本国已探明的某些重要矿藏都不作开发，而宁愿先高价进口。对于土地这种关系到粮食安全的不可再生资源，我们怎能不坚守一定的红线呢？
虽然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耕地的单产会有提高的趋势，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业生产历史表明，大范围的粮食单产提高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体现在同等耕地面积上的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因此，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保留相当规模的可耕地。这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更何况，我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并不多，本来就比许多国家要少。
由此可见，解决房价等问题应该更多地从真正导致房价高居的其他诸多方面去着手。譬如，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化解房地产库存。如果能够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有关环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并非没有空间。
其他许多商品都存在类似的情形。由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必然推高商品价格水平。较高的商品价格没有为企业带来较好的利润回报，企业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生产或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有些商品较高市场价格可能会发出错误的市场信号，吸引一些企业争相进入，形成过剩产能。所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尤其是不必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今年一项重要经济工作。
作者｜叶德磊（学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