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关注的目光容易聚焦于潮起潮落、惊涛裂岸的股市，却往往忽视公司并购市场上的好戏连台。实际上，大致从2008年以来，我国并购市场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它不仅拓展了股市的深度，而且成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平台。
统计数据显示，仅上市公司2015年就公告了1444件并购重组事项，交易金额为15766.49亿元人民币，而2014年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475件和2306.29亿元，2015年分别是2014年的3.04倍和6.83倍。还有许多非上市公司的并购事项是不公告的，因而无法统计。
再来看一组比较数据，2014年和2015年我国A股市场的IPO筹资额分别为669亿元、1579亿元，这两年的并购金额分别为IPO的3.45倍和9.99倍。如果用柱状图来表示金额的比较关系的话，一个就像是姚明，另一个就像是武大郎。而且，2013年A股的IPO筹资额为0。
由此可见，并购市场的规模之大和发展势头之猛。在股市融资和股市交易低迷的时候，并购市场起了一定的功能替代作用，保证了资产的流动性和融资的连续性。因为某种意义上讲，并购交易额对于被并购公司来说也是一种融资。
近些年并购市场之所以会出现井喷式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已到了势所必然的阶段，这必定会体现在企业的并购行为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经营业态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方面，传统产业领域经营的低迷为并购提供了良机和转型及升级的内在冲动，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领域也需要通过并购来实现外延式扩张。这在并购的行业结构分布数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2015年，传统的制造业的并购案件数是889个，披露的交易金额为8550.97亿元，交易额占当年并购市场交易总金额的54.24%，无论是案件数还是交易额占比均位居第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并购案件数是102个，披露的交易金额为860.11亿元，交易额占当年并购交易总金额的5.46%。虽然交易额占比稍低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但案件数却远高于后者的25个，位居第二。在2014年，制造业的并购案件数和交易额占比也是均位居第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并购案件数和交易额占比均位居第二。
在以互联网+为典型代表的新兴产业崛起的背景下，一些公司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并购来构建资产经营的平台，平台经营越来越成为一些公司的常态化的经营战略。在一些新兴行业中，产业链的描述感和刻画性似乎变弱了，人们越来越经常地采用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圈、平台经营等的提法。
谷歌公司是产业生态和平台经营的典范。国内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在平台经营方面也是成绩斐然。以腾讯来说，它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和大数据资源等将经营触角伸展到通信、游戏、网络视频、金融、出租车、影视等诸多领域。其中的不少行业领域在传统经营视野中是没有关联性的，如金融与出租车业、通信与影视业。但它们又都分别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关，都是从这个平台上放飞的“风筝”。
如果说产业链是一个线形结构的话，产业生态更像一个围绕平台核心的放射状结构，或者围绕平台核心的圆形环状结构。有的公司将自己力图建设的产业生态或者平台经营的内涵概括为“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平台可以是特定技术，或者网络虚拟空间，或者专项大数据资源，或者其他形式的资产。
平台经营使得跨界经营和跨界并购成为一种时尚。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跨界并购的案件数和交易额均加速递增，交易额占比超过50%。跨界并购尽管有一部分属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但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企业的平台经营。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便利了并购的操作，因为众多的涉及全国各地的并购信息平台减少了信息的搜寻成本和交易的谈判成本，增大了并购资产信息的传输容量。这也为跨地域的并购提供了技术基础。
我国的企业并购过去长期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政府为了减少企业亏损面，往往撮合本地的好企业去并购本地的亏损企业，同时出于面子和地方保护主义，阻扰和反对异地企业并购本地企业。
例如，即使在彩电行业的大整合时期，也鲜见彩电企业的跨地域并购。我国钢铁行业大部分的并购过去都是在区域内进行，2007年宝钢并购新疆八一钢铁才实现钢铁业第一例跨地域并购。而现在，从并购公告中可以发现，类似于成都企业并购济南企业、深圳企业并购杭州企业等的跨地域并购已经是一种常态。因为地方政府的观念在改变，而且许多企业是非政府的经济主体投资和控股的，他们有权处置企业的资产和产权交易。
另外，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以高铁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又使得企业的管理半径大大地延长了。譬如，某企业在上海的管理总部可以通过互联网和远程视频等手段及时地详细了解远在山西的控股企业的财务信息、销售信息甚至车间的劳动场景等。冲破原有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跨地域并购显然大大地增加了并购对象的匹配度，为并购的井喷式发展增添了动力。
并购政策的逐渐放松也是并购的催化剂。例如，2004年，并购基金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2008年，允许满足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2012年，允许券商通过直投公司为并购提高过桥贷款；2014年，允许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及定向权证作为并购融资工具；等等。
近一、二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与专业化金融机构共同组建或参与产业投资基金和并购基金，利用各自的技术、资金和市场等优势，发现、培育和投资处在发展早期的可作为今后并购对象的有潜力的公司，以方便今后的并购。（2014年和2015年分别有71家和365家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例如，大康牧业、中南重工、蓝盾股份、润达医疗、强力新材等许多上市公司都有此类行动。这必将推动并购市场未来的进一步的发展。
并购市场不仅为各类创投基金的投资退出提供了一个宽阔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它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平台。不少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在并购中华丽转身至新兴产业领域，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则通过并购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但现阶段的并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国有控股大企业的并购仍然处于低水平，并购主要发生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购的方式和工具总体上也较为单调，主要依靠购买资产控股、入股和换股等常规形式。企业的并购决策和并购交易价格的确定有时也不够透明和规范，例如一家传媒类上市公司并购另一家成立不久的小公司的必要性和并购价格就受到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些上市公司的并购具有较为明显的配合二级市场炒作的痕迹。
近些年，我国并购市场的交易额占GDP的平均比例还不到2%，远远低于美国的10%左右，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并购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推进将会为并购市场的井喷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