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规模/层次和质量水平的过程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下除非特别指出，对外直接投资皆指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快速膨胀、其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根据中国商务部合作司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面对全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和更加复杂动荡的全球直接投资新形势，中国还将继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保护和规制。按照商务部的表示，在“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2016年），“商务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促进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不过，中国还亟须重视该领域存在的两个巨大反差以有效回应业界普遍存在的“战略自主性弱”、“财务风险大”、“大而不强”等质疑。
中国跨国企业需要不断强化自己“走进去”、“站住脚”的信心和底气。
投资规模庞大与所处阶段初级之间的巨大反差
截至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在规模上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根据商务部合作司发布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78.4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926.59亿美元，首次突破900亿美元，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居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列。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83%分布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五大行业。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续保全球第三。2014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上升、同比增长27.1%，占对外直接投资的近三分之二。201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累计进行1180.2亿美元的直接投资，首次突破11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2015年中国投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4倍，而投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增长105.9%。
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远快于GDP的增长，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很快超过外来直接投资，中国也将很快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净输出国。但是，相较于这种规模上的快速扩张和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地位很快的根本性转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还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早在2010年底，埃森哲针对中国500强企业问卷就显示，89%的企业已开展全球化业务，只有6%的企业不打算开拓海外市场。企业最优先的全球化方式中，23%的企业选择并购海外企业，13%选择参股海外企业，两项之和超过三分之一，选择海外设厂的内生式增长方式进行全球化的企业只有8%。按照埃森哲的看法，这些主力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而且并非跨国性质。其中拥有全球战略、全球管理和全球责任并且跨国程度超过50%的公司少之又少。而直到近几年来，民营企业甚至一些中小企业才开始加大出海并购的力度。2011年11月中旬举办的2011中国制造成长力论坛发布称，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境外并购十大案例中浙江就占六成。不过，总体上看，全球市场上的中国企业“点式”分散布局还很显著、网络化的布局还很不明显，很少有企业完全进入拓展全球发展空间和延伸/整合全球价值链的较高级阶段。
跨国经营能力羸弱和经营能力高要求间的巨大反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庞大规模对中国企业的跨国性质及其跨国经营能力提出颇具挑战性的高要求。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还大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性质及跨国经营能力。其中真正拥有明确的全球投资战略、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和价值链以及高效管理当地业务（适应当地法律、监管、税务、政治环境以及控制各种风险）的中国跨国企业非常缺乏，而具有全球担当、全球视野并能在国际、国内日益一体的全球市场跨边界高效筹供、配置和整合两种资源的中国跨国企业更是稀少。商务部合作司各年发布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也充分表明这一点。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设立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截至2013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设立2.54万家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平均每家境内投资者设立的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存量）仅从2012年底的1.38家上升20%达到2013年底的1.66家；每个国家（地区）设立的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存量）仅从2012年底的123家上升11%达到2013年底的138家。根据另一项统计，2012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只有13.98％（其中当年海外营业收入超过30％的中国企业只有25家，并且这些企业大多都以贸易和中间产品为主），不仅远低于当年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61.06％，而且远低于当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100大跨国公司的37.91％。
但是，对跨国经营能力要求更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却在大幅度膨胀。首先，对与国内市场环境差异更大的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快速增加。根据商务部合作司当年发布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4年1-7月中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5.5亿美元，同比增长4%。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364.6亿美元（占比69.4%）。其中对距离最近的中国香港的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1%，而对欧盟、俄罗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东盟等更加异质性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分别增长293.1%、91.1%、160.9%、12.8%、12.3%和9.1%。2014全年，中国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投资同比增长远远高于总体14.1%的增速，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2015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868.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73.6%，其中对东盟和美国投资竟分别同比增长60.7%和60.1%，对中国香港投资仅同比增长8.3%。就在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体有13个，除了中国香港之外，其他是开曼群岛、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荷兰、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卢森堡、老挝、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和巴西。也是在2015年，中国投向“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的对外直接投资约148.2亿美元（仅约占当年总额的12.6%），同比增长18.2%，远快于14.7%的总体增长速度。
其次，对跨国经营能力要求甚高的海外并购行为如火如荼。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21.5亿美元，其中并购金额占54%；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升到720.5亿美元，并购所占比例为40.4%；2010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约620亿美元。2010年底，埃森哲对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进行统计发现，近三年内统计的120起海外并购案例涉及总金额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按照普华永道的统计报告，2010年中国海外并购就达188宗，同比增长超过30%，披露交易金额380亿美元。2011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均创纪录，交易数量207宗，金额达429亿美元。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量中，并购实际交易金额高达529亿美元，占比已近总额的一半（49.1%）。截至2016年2月初，当年全球交易规模排前五的跨境收购中，已有四笔涉及中国企业竞购欧美企业。
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的对外并购风生水起，一方面归因于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为各国经济转移和发展高增值、高技术产业提供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归因于来自新兴经济尤其是中国企业雄心勃勃的海外并购行为。就并购投资区域而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地是澳大利亚、美国、欧盟、尼日利亚、伊朗和巴西等国家或地区。2006年中国企业收购目标中75%在亚太地区，24%在中东和非洲。到2010年上半年，目标公司区域分布已非常广泛，除了59%在亚洲之外，14%在拉美，14%在欧洲、中东和非洲，13%在北美。2010年披露的188宗并购案例中，美国占54宗（29%），欧盟占20宗（11%），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占114宗（60%）。其中油气行业30%的海外并购发生在北美及亚太地区。近年来，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重心除了“金砖五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当大的比重仍在欧美。
显然，面对这些异质性更强的国家/地区的并购过程，如何具备配套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弥合文化差异、培育本土经营能力所需的跨文化沟通管理能力）以有效整合被并购目标将一直是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对跨国经营能力要求更高的高行业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及海外并购不断涌现。总体上，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量和存量也在快速扩张。服务业具有明显不同于制造业的跨国经营特质，也要求更高层次的跨国经营能力。就并购而言，矿产资源、传统能源等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行业，而近年来机械制造、IT、金融等行业也频频出现中国企业买家的身影。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经济逐渐转向城镇化及消费（内需）驱动型发展道路，消费升级尤其是精致型、品牌化消费将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并购投资的行业重心从海外自然资源领域转向高科技项目甚至消费领域（通信传媒业、银行业、轿车业、鞋业、电子产品等）的海外消费型企业的技术、商标、品牌与分销（渠道）网络，从而开始了海外战略性资产并购的历程（以利用国内中产阶层消费的增长机会）。普华永道《2011年中国企业并购回顾与前瞻》就已显示，尽管中国海外并购投资行业仍是资源和能源占主导，但是其交易总量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44%降低到42%，而消费品和工业品领域的海外并购交易频繁，占比从22%快速增至35%。2011年以来，消费品和工业品领域的并购确实不少。2012年，意大利商人罗曼-杰罗诺克在第112届广交会上向中国企业“出售或者出租意大利老品牌”，短短15天里共接待近800位中国商人，达成各类购买或租赁品牌意向超过100个，品牌覆盖从家具、服装、纺织品到体育用品、小型家电、餐具等领域，售出的品牌价格便宜的一万欧元，部分品牌价格则超过十万甚至百万欧元。就在2016年2月3日，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宣布与瑞士农药与种子生产企业先正达达成430多亿美元的收购协议。一个月后，万达旗下AMC娱乐控股公司宣布称同意11亿美元收购美国卡麦影业及其债务，将促成全球最大影院连锁商的诞生。
对于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领域这种行业层次更高的海外并购而言，一般不会碰到太多的政治和安全审查，也很少遭遇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类和科技类行业并购中在行政监管与并购法规方面的障碍。但是，消费领域的海外并购对买家在知识与能力的整合与运营方面要求则更高。这是因为，消费型企业的并购整合将更多涉及软性的品牌整合与运营（以维护和提升品牌价值），这将对并购动因的端正、并购目标的明确、并购定位的掌握、并购价位的确定、整合模式的选择以及跨国运营的开展（促进双方管理团队沟通、洞悉当地消费文化、推出适应当地消费者偏好的产品等）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现实的压力也在眼前。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消费者更加习惯于在低成本和全球标准化产品的基础上享受各种差异化风格，各国政府也日益希望借助当地跨国企业提升本国或者本地区的国际竞争能力和优势，跨国企业面临在获取全球效率的同时迅速而有效地回应当地需求的巨大压力。而异质性的国家/地区劳动力成本、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需求更具差异性，相关的中国跨国企业需要采取更为复杂而精准的劳动力成本控制标准、质量控制标准和价格控制标准。再如，如今竞争日益激烈、创新日益加速、小规模多品种代替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而且企业的触角伸向全球、海外地区公司的规模和创造新知识与能力的重要性甚至渐渐超过母公司，传统的团队和组织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越来越多的组织需要采取由下而上的管理。这时总部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自己原来积累下来的习惯、人脉和资源，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不能再依靠命令与控制，而要靠沟通、协作与共识来完成。
为此，为因应于异质性国家/地区的本土化经营诉求，中国跨国企业需要更加开明地下放、剥离、优化总部原有的决策权与控制权结构，促成地区总部、产品总部、功能中心相对独立地运行，从而使其成为更加接近海外子公司及其当地市场的新型控制决策中心。显然，这对长期浸润于投资驱动而非消费驱动、制造业主导而非服务业主导、擅长生产制造而不擅营销沟通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中国跨国企业提出了新的管理挑战。中国跨国企业需要不断强化自己“走进去”、“站住脚”的信心和底气，需要创新性地优化跨国经营战略/战术，从而才能将新建或并购而来的海外消费企业及其品牌进行良好的整合与运营。
作者｜侯仕军（本校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