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份的CPI指数公布后，市场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今年以来，相对充裕的流动性让市场一直对通胀上行抱有警惕心态，但是笔者认为，即使物价在短期内没有明显下降，中国的物价水平也将进入长期的低增平稳期，这段长期的物价平稳，将与过去40年期间物价的。高波动和高增幅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从CPI定基指数上看(1978年=100)，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的物价高涨幅，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0年期间物价水准翻番，由1990年的216.4上升到了1999年的432.2。而在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物价涨幅则相对平稳。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幅度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本身带来市场化和商品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3/4的人生活在半自然经济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很多消费品的生产要素并没有在售价上得到体现。农民将剩余农产品出售时，他只要求获得边际成本，通常是他额外的几近于零的劳动力价格，农产品中的土地要素、资本投入等，都没有在售价中得到体现。随着中国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进带动了对要素回报的要求，原先商品成本的货币计算中没有被考虑进去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只要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吸收过程在持续，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就不会停止。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价格“闯关”改革，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在市场中的表现。在城市，国有经济中同样存在着核算的不充分性，随着改革推进，市场中商品售价一方面由边际成本定价转向平均成本定价，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边际成本还是在平均成本核算中，包含的要素增加了，于是推动了一般价格水平上涨。
同时，1993年之前中国的增值税体系还没有全面铺开，1994年后中国在经营中间环节征税的增值税、营业税体系全面建立。施加在生产、流通环节的各类直接和间接税收，增加了经营成本，于是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和货币贬值。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工业品比重不断增多，比如农业生产投入的化肥、农机具的比重相对于劳动和土地大幅提高。投入要素的工业制成比重增加，意味着其中的税收比重也将上升，这就进一步带来了成本的上涨。尽管由于经济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单位产品税率下降，但工业投入比重的上升，还是导致了税收比重的增加。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繁荣，但在间接型税收体系下，也带来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按照通胀在经济周期中表征作用变化，通胀的观察视角和重心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为食品价格关注阶段。面包和肉贵了，其他需求就会下降，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点就是维护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现直到“二战”，通胀的关注点一直在食品价格，彼时国际贸易中农产品进出口的管理，是周期管理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第二阶段为核心价格关注阶段。随着生产的进步，食品等基本需求已完全满足，生活中恩格尔系数已显著下降，其价格的波动不取决于需求而受制于生产，而供给冲击被认为是非周期性的，因而“二战”后西方对通胀的关注点纷纷转向了核心通胀。“二战”后直至上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兴起，是通胀的核心价格观察时期。
第三阶段为菲利普曲线失效阶段。在经济繁荣时期，物价通常上行，因此通货膨胀也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通货膨胀的变化逐渐脱离了经济周期，出现了菲利普曲线失效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通行解释是，作为新兴产业的信息产业具有超高规模的经济效应，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运用得越广，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成本反而越低。
当前中国的物价走势，表面上看很复杂，但按照观察通胀的三阶段划分，未来物价的长期趋势取决于经济体系中成本要素的变化，长期视角中的货币因素已退居次位，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的物价运行，将比改革开放后40年的物价低一个台阶。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方向是服务化和信息化，工业化阶段已基本结束，信息化提高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使得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相对于工业化带来的税收增加，服务化并无税收纳入增加效应，因此未来的物价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体系本身的技术进步。
未来货币环境或面临两个不同发展前景：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货币政策目标转向金融平稳。在人类货币发展史上，信用货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打破了物价长期稳定的历史，未来如果发生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那么将会重新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同时，由于货币政策转向金融平稳，流动性的投放速度将更贴近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从而放缓了物价上涨的步伐。
作者丨胡月晓（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学术专家、研究员）
来源丨上海证券报
编辑丨肖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