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公众号“人物”推送的一则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推文刷屏朋友圈。文章称，外卖骑手在强大的系统驱动下，为避免差评、维持收入，不得不超速、违章，直接导致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
外卖配送员、专车司机、网约家政……这些依靠互联网平台经济而存在的“网约工”成为人们离不开的服务提供者，但他们也同样受系统算法所缚：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则将受到扣罚。那么，对外卖员来说，任务配送时间“强度”如何？他们对“多等五分钟”又有什么看法？对此，本报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名外卖员进行了解。
“入行”门槛低让年轻人成为配送主力军
工作日的中午，记者来到浦东新区的新大陆广场，这里聚集着不少美食店家。身着蓝色、黄色工作服的外卖员们在广场上正趴在助动车上不停地刷着手机，挑选着午间的配送订单，远远看去，外卖员都较为青涩，鲜有几名中年人。
记者询问了几名外卖配送员，他们大多为90后，“原本是被老家亲戚喊到上海做工程的。但从网上看说，骑助动车就能送外卖，而且工资高，所以就改送餐了。”骑手王俊惠是2年前来到上海的，今年28岁的他“配送资历”不浅：两年间他共跑了109063公里，近80%的单子聚集在浦东新区，平均每单配送时长为29分钟，准时率为98.21%。这些数据对他来说，足够让他每个月获得万元左右的收入，而这远比做工程要高许多。
而一旁的李林林虽然总配送里程没有小王多，但他平均每单配送时间为25分钟，准时率达到99.3%，满意度自然也达到了99%。说起自己入行的原因，“方便”是他入行最主要的原因。
据业内统计，近年来，从事外卖配送和快递员职业的员工越来越多，“饿了么”“美团外卖”“百度外卖”三家外卖平台的注册人数超过400万，其中82%的外卖配送员为80、90后。
究其原因，由于平台经济的发展，他们“入职”门槛较低，同时工作的任务指令通过手机端便能完成。这种“快餐式”的入职和就业方式让他们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工作的技术含量相应的也不会高于专业的技术工种。
“月入过万”是靠时间跑出来的
在问了一圈后，记者发现，以新大陆广场上的外卖配送员为例，他们大多工资收入在7000至9000元左右，而这要靠他们花大量时间跑单来完成。
“同样跑单，三餐时间的配送费远比其他时间要高。”长时间的配送让小王得出了这样的经验，他告诉记者，同样一份3公里的单，在中午11点至1点进行配送的收入比下午2点至4点的要多些，且配送单越贵、距离越远，他们的收入就越高。
针对《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所描述的“时间失踪事件”情况，小王表示，“如果这家店的菜出得慢，或者是下雨天，我都会先和客户打个电话说下情况，一般都会得到谅解。”
而小李则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办法：他只跑以新大陆广场为原点，周边5公里以内的配送单，几个月下来哪里有小路，哪里有捷径，他都记下来。他说，配送不单单靠速度，还应该用“脑子”。
每天超时工作已成常态
正如配送员们所说，他们是以跑单量为标准提升工资待遇的，而跑单量是通过超体能劳动和牺牲睡眠时间为代价换取的。
从外卖平台的相关数据来看，外卖员大部分工作时长都超过了法定的每周 40 小时工时，近80%的送餐员每日工作时长超过 8 小时，中午11点至12点是他们工作最忙碌的时段，且近75%送餐员每周工作七天。平均算下来，如果一位骑手每天配送48单，奔波近150公里。
与此同时，很多平台公司均向劳动部门申请了不定时工作制度，因此配送员们的加班工资在计算时并不如真正的工作时长，并且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加班工资的。“就算有加班工资，有时也因顾客差评、超时配送等被扣罚，两项相抵，等于没有加班工资。”小李如是说。
专家点评： 技术变了 本质没变 解决方案也没变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画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画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是176年前，马克思写下的句子。当人工智能、算法囚徒、数据茧房…… 之类的新名词不断刷新我们认知的时候，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写下的那些句子，依然力透纸背。不论技术如何进步，工业社会中资本与人的关系没有本质变化。
从历史的眼光看，1844年和2020年具有某种相似性。1844年爱迪生雇用了特斯拉，后者发明了直流电发电机，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开启。2020年，5G、AI等新技术或许也即将引爆新的技术革命。
1844年3月15日，艾释黎勋爵在英国下院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发表了重要演说，最终全面禁止了“夜工”，实现了准十小时工作制。以保护劳动者为核心的现代劳动法，正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步。
时代与技术的巨变中，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那些并未改变的本质。
今年“两会”中，总书记特别对“新就业形态”提出两点意见，顺势而为与补齐短板。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达千万级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认真考虑如何补齐短板。
疫情以来，中央发布了多个文件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加大对灵活就业保障支持”部分明确提出维护劳动保障权益。首先，要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因此，对于“饿了么”提出的让顾客选择多等五分钟，无疑是避实就虚，逃避平台企业责任。
其次，“意见”提出“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事项”，推动平台企业集体协商。我们要问，骑手们在系统里被偷走的时间，平台与他们协商了吗？是协商送达时长能更好地解决骑手的困境，还是让消费者多等五分钟更有效？
最后，发挥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作用，制定行业劳动定额标准、工时标准、奖惩办法等行业规范。通过行业化、产业化集体协商，订立集体合同的方式调整劳资关系，恰恰回归了工业社会的传统路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数百年形成的解决方案是，让资本与劳工协商，共同制订行业标准。
技术虽然改变了，资本与人的本质关系没有改变。既然本质没有变，我们需要重拾经过历史检验的解决法案，真正解放困在系统里的人们。
点评丨邱婕（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来源丨劳动报
编辑丨肖启玉